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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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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试论道路、理论、制度的误区和自信——读《天地翻覆》一书之导论有感

April 22, 2017

阅读杨继绳先生的《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的导论,感触甚多,一吐为快。

      (一)导论的论述

在香港的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正式出版的书上,导论是没有标题的。但“由清华校友重新编辑合成”的版本上,导论却被加上《道路 理论 制度》的标题。这个标题,既点出导论的基本内容,也体现出重新编辑者的良苦用心。

导论作者通过对道路、理论、制度的分析,引导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和动因。他首先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充满了权力斗争,“但在权力斗争的深层还有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之争”。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执意要建设“一大二公”、“政企不分”、党领导一切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把“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主张斥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推行这些主张的刘少奇等则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为了给自己认定的中国道路扫清障碍而发动的。

导论作者接着说:毛泽东选择的道路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背景,这种意识形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把它总结为“造反有理“,作为理论的概括,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要义就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的思想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文化大革命正是在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即毛泽东思想的煽动下开展起来的。

导论作者还指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也就是共产党的官僚专制制度,文化大革命的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十七年的制度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这个制度实行了高度的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 “毛泽东虽然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之一,但他对这个制度并不满意。”因为这个极权制度伴生出庞大的官僚集团。处于官僚集团这个金字塔顶端的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鼓励造反派冲击官僚”,“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后期又“让官僚们遏制造反派”。“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最终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这是官僚集团的胜利,同时也是官僚专制制度即极权制度的胜利。

(二)世界性的认识误区

文化大革命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宣告结束,但对文化大革命的清算与总结,却在刚刚开始的阶段就被遏止了。1979年3月,邓小平在胡乔木、邓力群等的煽惑下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理论和制度,都在这四个”坚持“里被保存下来、继承下来了。不错,毛泽东的道路和理论,在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曾经受到批判,但都还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就被遏止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里的道路和理论,实际上还是毛泽东的道路和理论。至于专制极权的政治制度,毛泽东砸烂的是这个制度表层的官僚体制,同时却加强了独裁统治的专制制度。文革结束后,官僚体制和专制制度都得以延续,并被列入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以迄于今。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造成社会濒临崩溃的恶果。但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却都被作为社会主义遗产继承下来,前几年还被冠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来加以修饰,堂而皇之地宣称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出现这种观念的谬误和意识形态的混乱,根本原因在于对社会主义的误解。

对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误解,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从世界范围来说,还可以上溯到苏联的十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明确的涵义,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取得全部成就的基础上,通过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才有可能实现的。与此相适应,前资本主义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已经逐步地彻底清除,生产高度发达,人人富裕,每个劳动者都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社会道德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

这当然只是理论推测,是对未来的一种设想。但作为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它有着不可逾越的范围。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的发挥,才能彻底清除封建专制主义的深刻影响,才能孕育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我国五十年代开展社会主义革命时, 资本主义经济还十分幼弱,社会上还弥漫着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意识形态,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的成果,只能召唤封建专制主义的全面复辟。

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恢复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是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主义运动的通病,是一个世界性的认识误区。从一百年前的苏联十月革命开始,到如今仍然存在的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都陷入这样一个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误区而不自知。连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也把封建专制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来反对。现在应该是跳出这个误区的时代了。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盲目自信 

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来源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毛泽东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他十分准确地表达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准确涵义,这就是“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可是,毛泽东却抛弃了自己认定的道路,没有经过民主主义,就发动社会主义革命,进而宣布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而离开民主主义,就不可能踏上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进入的,只能是与民主主义相悖的专制主义,而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官方舆论宣传的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专制主义道路。不论加上什么特色的修饰,都不能掩盖它的专制主义实质。对这样的道路居然还能表示自信,就只能用偏见来解释了。

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对现当代中国实况的概括。官方舆论通常把公有制、人民民主专政、党的领导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应该是在联合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把国有制当作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且列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是从列宁斯大林那里承袭下来的理论谬误。人民民主专政也是和科学社会主义相悖的,这个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演化而来的教条,已经被毛泽东改造成为巩固专制统治的工具。党的领导则把党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以党代政,一党专政,和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些理论观念,与其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不如说是中国特色专制主义的特征。

理论是意识形态的系统化、条理化,导论在分析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时,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述:“这个意识形态留下的精神垃圾还没有清除。以这个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官僚集团、把这个意识形态当作精神支柱的人们,还在倒塌的废墟上留恋不舍,企图用废墟上的破砖烂瓦来重建它昔日的辉煌。这是徒劳的。21世纪还有人宣称‘理论自信’,其实,他们说‘理论自信’,实际是‘理论吹嘘’。这正如中国民间的一个歇后语:‘走夜路吹口哨——为自己壮胆’。“

这里说的是理论的自信,实际上,制度的自信何尝不是如此,试看导论作者对制度的描述:“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车间田头,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这个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垄断一切权力,而且不受制约,不受监督。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的天安门大镇压,就是在这个制度下产生的历史悲剧。在全世界都在走向自由民主的时代里,这种落后的专制制度必将被淘汰。现在却把它贴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签,而且盲目自信,就未免贻笑大方了。

不久前还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就更不着边际了。文化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及其成果。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人们为了自身的更加完美和社会的更加完善,不断地追求真善美的事物,物质的、精神的,生活的、理念的,现实的、未来的,无所不及,这才有了文化和文明。我国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累,我们可以自信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将对世界文明作出贡献。但把文化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语,却使它丧失了自信的基础。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呢?似乎谁也说不清楚,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虚无缥缈、自欺欺人的命题。这几年的官方文告、大块文章、影视戏剧、媒体宣传,有多少可以挂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块招牌的?以己之昏昏,欲人之昭昭,如同胶柱鼓瑟,岂不难哉!邓小平早就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否也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文化?对于不合格的东西,还要表示自信,还要大事宣传,我不知道这应该说是可笑还是可悲!    

(四)从自信的罗网里摆脱出来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和整个社会造成深重的灾难。对于这样一个祸害巨大的历史事件,本应严肃认真地加以总结,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讨论、大批判,探讨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是非得失。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理论务虚会,以“西单墙”为代表的各个城市的街头论坛,曾经构成体制内外相互结合、总结教训的大好形势。但这个思想解放的滚滚洪流,刚开始接触到毛泽东的罪过和道路、理论、制度的实质问题,就被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遏止了。1981年6月的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对文化大革命有所总结,承认它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对它“负有主要责任”,但又把它说成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这个决议还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谁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开展起来的,这个结论却说“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这不等于是在演出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把戏吗?在同一个决议里,还专门列出一节来阐述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而对毛泽东赖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理论、制度,反而没有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实际上是继承下来了。三十多年来,虽然经过改革开放,在道路、理论、制度的局部内涵上有所取舍,但被加上“自信”光环而切实遵循的,基本上仍然是毛泽东时代的道路、理论和制度。

在导论里还有一段专门谈论“三信危机”的叙述。作者谈到:文化大革命后,社会上出现了对官方的“信任危机”,对意识形态的“信仰危机”,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信心危机“。这个”三信危机“,实际上也就是道路、理论、制度的危机。经过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三信危机“有所缓解,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关于改革政治体制的决策,更增加了人们对开启道路、理论、制度的新局面的期待。不幸的是,1989年天安门附近的枪声,改变了中国的改革路线:经济体制的改革虽然得以延续,政治体制的改革却被束之高阁。于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出现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也就顺理成章了。

《天地翻覆》一书记录了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描绘了这场巨大灾难的前因后果,既是历史的忠实记载,也是对这个历史事件的总结。同时,也为进一步总结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丰富细致而翔实可信的历史资料。导论则是简明扼要地分析了产生文化大革命的道路、理论、制度的背景和条件,为人们理解文化大革命,提供一条清晰的线索。这样一部好书,应该受到出版界和社会各界的欢迎,成为畅销书。但现在它却只能拿到香港出版,而且成为内地的禁书。如此是非颠倒,足以戳穿所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虚伪!

从自我编织的自信罗网里摆脱出来,逐步实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这才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科学的道路、理论和制度。

                       2016年4月20日

五柳村2017年4月21日(星期五) 晚上7:53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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