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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宜三:右派知多少——反右六十週年研究

April 12, 2017

反右(网络图片)

1957年开始的,以毛泽东为统帅、以邓小平为副帅、以彭真为前线总指挥的反右派运动到底打了多少右派分子?

就是在“民主科学”发源地的北京大学对本校右派也没有准确的数字,有说716个的,有说八百多的,另外据1979年《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北大划了715名右派分子,还有842人受到各种处分。(王友琴《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其中有七个被枪毙的——林昭、任大熊、顾文选、沉元、张锡锟、吴思慧。也是王友琴查出来的。(王友琴《第七个死刑的北大学生右派吴思慧》)

 

当年打了多少右派分子?

 

六十年了,这个数字仍然被保密,有保密的必要吗?当然没有,只是有关官员昏聩颟顸,明明有《保密法》,却不敢执行,宁愿行尸走肉。所以各省市县地方志混乱不堪——有的乾脆不提反右运动,有的不报数字,有的数字被缩小,有的品种没有写全,有的不提受难者姓名。总之,继续隐瞒,继续愚弄老百姓。

我也只能利用这些地方志来做一些“研究”:

山西省——1957年全省总人口数为1,971万多人;右派分子打了10,241人,1958年以后,在右派补课、拔白旗插红旗、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中,又批判和处理了295,791人。受害人数达到总人口的1.55%,按全国人口6.47亿计,受害人数超过一千万。

湖南省衡阳市——1957年只有255,822人(湖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湖南省统计局人口处编《湖南省人口统计资料1949—1991》,1992),“挖出右派集团118个,划右派分子3,854人(其中中共党员187人)”(《衡阳市志》),占全市人口1.5%,比例与山西省差不多;山西省、湖南省还不是最左的。

安徽省——把包括中共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中共省委委员、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椿,中共省委委员、副检察长李锐等在内的31,472人打成右派分子,另外还打了7,500人反社会主义分子。(乐亭文化研究会)是反右派运动的重灾区;这裡没有中右、疑似右派的数字,已经佔人口比例的0.117%。(1957年安徽省人口33,370,244人。)

该省阜阳地区及各县市共划右派分子6,180人,四种人(中右、疑似右派、右倾、反社会主义分子)2,524人。因右派问题株连的5,585人。以该地区人口705.5万计,仅仅右派分子和四种人,就佔人口0.203%。

五河县,人口41.456万;404人定为右派分子,329人被划为右倾、中右、疑似右派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比例是0.177%。

这样全国就可能有75.6到131.3万的右派和各种分子。

四川省——阿坝县,人口只有3,691人,也打了25个右派分子,11个极右派分子,佔人口0.975%,按此比例,全国就可能有631万受难者。

崇庆县,人口446万多,打了160个右派分子;在农民和基层干部中打了1,667个“反社会主义分子”,受害人口达0.41%。按此比例,全中国就有246万受害者。

四川在反右派运动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相当左,许多未成年中学生因为同情右派,说了些真话,或者因为家庭出身成份,就遭到整肃。王建军主编的《五八劫》(2010年内部自印)及其续编,就通过第一手材料,说四川一万名学生就有3,200名学生被打成“三、四类”学生。这两类学生,无论成绩多好,都被剥夺上大学的权利、有的送去农场劳改,与右派分子享受同样待遇。这就是反右运动及后续所搞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人的摧残。

云南省普洱县——5.5万人,却有226人被打成右派等各种分子,比例也是0.41%。

河南省——包括中共省委书记潘复生、中共省委书记处书记杨珏、中共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等被打成的“右倾反党集团”头子、右派分子在内,该省仅仅右派分子就有9万人(郭维敬编:《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占河南省人口总数4,840万的接近0.2%。

遂平县,38.2万多人口中,划了562个右派分子,501个中右分子,占总人口的0.278%,以此推算,全国的右派、中右会有180万。

黑龙江省嘉荫县——全县6千馀人,打了15个右派分子。佔人口总数的0.25%,照此比例,全国就有右派分子162万。

河北省丰南县——人口32.6万,打右派分子792人,占全县人口0.24%。那麽,全国的右派分子有可能是156万多。

甘肃省礼县——人口29.2万,打右派分子110人,戴其他分子帽子的有478人,比例是0.2%,按此全国右派分子和戴其他分子帽子的有130万。

现在流行的一个说法是552,973人或者简称“55万”说,这数目只是中共当局在1978年所“纠正”的、由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中公佈的数目——552,877人和不予改正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的和,即552,877+96=552,973。

实际上,不予纠正的绝不只96人,例如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当时宣佈不予纠正、平反的就有21名:冯元春、谢文量(成都市);曾清泾、蒲世光、左甘仁、刘治良、曾庆有、李负、陈朝中、周季荪、丁六阳(重庆市);朱甦、杨正文、(泸州市);刘国佐、王廷方(内江市)、罗伯勳(乐山市)、刘元芳、文义蕴(涪陵地区);李文统(雅安地区);张志成、张麟仪(省级单位)等。(《四川省原划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的名单》,冉云飞:《右派资料知见录》)

1978年后,各地仍然在继续纠正,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由于种种原因(死亡、失去联络、档案被丢失、档案被销毁,甚至因为非法无序操作而完全没有档案等等)并没有被统计在内。

顾延龄,男,江苏南通市人,1957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数学系,毕业时没有右派言论却被当作学生右派下放到浙江嵊县中学任教;虽然档案里没有戴帽公文,1962年仍然被“摘帽”,1979年仍然被“改正”。

梁丽英,浙江省嵊州崇仁中学老师,档案中有右派材料,可单位不把她当右派分子。1979年,收到改正文件时,才知道自己是右派分子。(顾延龄:《找不到帽子的摘帽右派》)梁丽英老师是目前为止,我所发现的唯一的最幸运右派分子。

如甘肃省敦煌研究院,当年叫敦煌研究所,该研究所画家毕可是资格非常老的“老革命”,他因为对所长常书鸿夫妇不尊重或者“看不起”,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夹边沟农场里被折磨死了。多少年后发现,毕可的档案还在研究所文件柜里睡大觉,原来毕可被定为右派的申报,上级没有批淮,把档案退回来,但是毕可已经死了,所以这个档案就一直睡在常书鸿文件柜里。这个毕可在不在这55万里面呢?全中国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毕可呢?

还有在被非法地送去“劳动教养”、“劳动改造”的囚徒中,由于超强度的苦役、寒冷、飢饿、打骂、斗争等等虐待,发生过大面积的死亡。这中间有许多人是没有家人亲属的,没有人来替他们申冤的,他们的名字,只有永远被淹没了。

丁抒先生在《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开放杂志社)估计右派分子和各种分子数目在120万以上;他找了200个县做样板,从中测算出来。

而香港《争鸣》杂志“解密的中共中央档案”透露,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分子,郭道晖先生在《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阳谋”背后的权谋——以亲身经历剖析整风反右运动》引用。文章在《炎黄春秋》发表后,既没有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认可,也没有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反驳,算是默认吧;以后这个数字就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引用。(可惜《争鸣》没有提供原文件编号或者相片,也没有旁证。)

我在查阅各县志基础上,暂时採用比较保守的120万至310万这个数字。

我的朋友冉云飞先生批评说:很多人都沿袭只有罗隆基等六位右派不予改正的说法,这说法我纠正了许多次,虽然是错却成了难以纠正的“通说”,真可算得上是传播学上的“习非成是”。后来又有人在网络上说全国有包括罗隆基在内的96人不予改正的说法,我不知这说法来源于何处。虽然文中说是“中共中央公布”,但我还是未查到原始出处。(冉云飞:《从官方史料,看一个省的反右运动》)

我也多次“呼吁”:右派分子数量绝不是55万,右派分子没有被平反而只是被纠正,但是人微言轻,到底影响不了几个人。

这种“习非成是”,当然还可以叫“先入为主”、“人云亦云”、甚至“黑白颠倒”,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没有独立思考;几十年以来,都是人家怎麽吹,你就怎麽跟,还就怎麽信。这恐怕还要像冉云飞这样从传播学、新闻学、社会心理学方面去考察、去研究。

2017年3月11日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2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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