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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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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水: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

April 12, 2017

提要

延安整风在起初可以说是一种启蒙运动,因为它所反对的是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但在这个运动从中央高级干部的小范围推向全党范围之后,毛泽东就把目标从反对教条主义扩大到贬低所有书本知识,从批判王明等人扩大到嘲笑所有从白区来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以启蒙的名义抵制共产国际,而当知识分子批评延安生活的不合理方面时,毛泽东又以“工农兵”的名义压制知识分子,把他们身上的五四传统和启蒙精神称之为“剥削阶级的脏东西”。知识分子和工农兵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低于工农兵。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改造,否定自我,放弃自我,作党的驯服工具。这样,毛泽东又建立了新的偶像和教条。毛泽东所提倡的新文化,实际上是“党文化”,它的纲领就是《延安文艺讲话》。

尽管毛泽东批判了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可是他自己也继承了斯大林的左的所谓“党内斗争”路线。这表现为延安整风中的“审干运动”,其中采用了高压和恐怖手段,制造了大批冤案;王实味就是一个牺牲者。

农民运动并不等于民主革命。中共在“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进行战争时,本身也受到农民的包围,从而脱离了本阶级而站到了农民方面。农民的要求只是分到土地,在一个贤明的君主或领袖的统治下过一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安稳太平的生活;而启蒙运动追求的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宪政民主制度、自由平等和人权理念,是市民阶级的理想。把农民说成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是错误的。

延安整风是建国后历次运动的预演,它建立了一个依靠所谓“群众运动”来进行思想统制的政治行为模式。今天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这是因为五四运动的任务没有完成,而我们又需要启“党文化”之蒙。

当中国跨入21世纪时,我们回顾中国在本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提的口号,无论是“科学”和“民主”也好,自由主义也好,个性解放也好,人权和人道主义也好,现在仍然是关注的焦点。五四作为一个启蒙运动,可以看作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准备。尽管经过近四十年的弯路,共产党终于承认了市场经济是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可是,仍然不承认宪政民主是同样不可逾越的阶段。尽管鲁迅在五四时期已经提出“国民性”的改造问题,可是人的现代化现在仍然没有被当作目的而提上议事日程。这样,中国就不得不把本世纪未完成的这些任务带到新世纪去了。

问题是,五四运动怎么夭折了呢?

1986年,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阐述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论点,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和讨论。但应当说,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和观点的是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 ),她提出“革命压倒启蒙”和“救亡压倒启蒙”*。他们着重探讨的是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面临的窘境和本身思想的转变。本文则想通过分析延安整风这个事件来对毛泽东和“党文化”所起的作用作一些探索。

*舒衡哲现为美国威斯里安大学历史副教授,八十年代初曾和李泽厚合作。她写过《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和五四遗产》(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该书于1986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中文译本,中译作者名作微拉·施瓦茨)。她在给作者的信中强调说是她先提出这个问题和观点,她是在谈到李文未提及她的名字一事时说这个话的。

毛泽东和共产党高唱民主

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即国民党统治地区,民主运动是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地前进的。蒋介石企图以国家利益为借口来镇压这种运动,但是并不成功。至于共产党则是十分强调抗日和民主的一致性的,而且强调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建立民主的中国。

早在1933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宣言,其中提出和任何武装部队停战合作共同抗日的条件之一,就是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选》1卷255页)他提出的措施是:一、将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他还认为,这一任务的最低限度的完成,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同上,257页)。在阐述抗日和民主的关系时,他又说:“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同上,274页)

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问时,说:

“ 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

“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1944年7月,毛泽东与美国谢伟思等人谈话,鼓励美国人发挥影响,宣传民主理想。他说: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它。美国人发挥美国影响的其他方法是多谈美国的理想。在中国或在美国,每一个美国官员见任何中国官员时,可以谈论民主。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

1943年3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其中说:“现在所进行的世界战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与民主的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民主的旗帜下反对法西斯主义。”

一直到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时,还批驳国民党的谬论“大敌当前,民主民生的问题不应该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在这个报告里,毛甚至提出“发展个性”和“个性解放”,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这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而新民主主义制度则解除这些束缚,“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毛选》3卷1058页)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同上,1060页)。这在实质上就是说反对用“救亡”或“革命”来“压倒启蒙”。

在这些言论中,毛泽东表现出自己是一个主张启蒙思想的政治家。

在理论上,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在1942年的《反对党八股》中,在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唯心史观的破产》中,都对启蒙运动和救亡以及革命的关系作了评论。他说,五四以前的所谓“新学”“西学”,就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如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天赋人权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等等)。这种思想在当时有同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毛选》2卷696—698页)

按照毛泽东的这种叙述,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倒了启蒙。

毛泽东宣称,五四以后,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思想。五四以后的新文化,只有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思想至多只能充当一个盟员。共产主义者是五四启蒙运动的批判继承者,他们“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毛选》3卷832页)。

从反对教条到贬低知识

延河边上有一座嘉岭山 , 山上有一座出名的宝塔, 因此这个山又叫宝塔山。宝塔始建于唐代,明代重修 ,是九层砖塔,八面八角; 登到塔顶,可以鸟瞰延安全景。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迁移到这里后,这座宝塔成了延安的象征,也是革命的象征。在抗日战争时期,它在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象是光明的灯塔。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掀起青年学生抗日救国的浪潮,知识分子纷纷寻找献身救国的道路。他们一要抗日,二要民主。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使他们失望,共产党的坚持抗日和争取民主的立场吸引了他们,于是他们决定投奔共产党。

客观环境也起了变化。七七事变后,由于国共合作,国民党暂时停止了对共产党员的迫害,共产党可以公开活动了。中共中央抓住这个机会,在1939年12月做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毛起草的, 其中说: 全党同志必须认识, 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样,大批知识青年加入了共产党,其中很多人从国民党统治区涌入延安。1938年5-8月,四个月中,经武汉、西安等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革命青年各界人士就达2288人。当时延安每天接待几十人到一百多人(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139页)。到1938年12月,抗大有一万人,陕北公学有三千人,青训班有二千人,加上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共约两万人(《毛泽东年谱》中卷,99页) 。小小的延安的街上出现了许多陌生的、城里人的面孔。他们怀着革命的虔诚和抗日的热情,像朝圣一样来到了延安。

党的领导可以感到,知识分子需要共产党更甚于共产党需要知识分子。党完全可以放心,不必发愁知识分子不来;即使边区的物质条件差,即使对知识分子有些不尊重,也没有关系。

城市来的年轻人给单调的延安生活带来了较多的生气和活泼的气氛,延河两岸到处可以听到他们的歌声和笑语。这些知识分子和学生都受到一二·九和五四启蒙运动的影响,他们也相信共产党对于民主的宣传*。他们喜欢这个新的革命环境,但时间一长,他们发现这里并不是一切都好,开始有了议论。这样,他们遭遇了整风运动。

*当时边区也确实实行了一些民主措施,如“三三制”、民主选举等。可参看李普:《我们的民主传统》,胡绩伟 :《青春岁月》。这个传统在建国后反而逐渐丢失了。

中共的党史教科书上,都把延安整风说成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用民主方法解决党内分歧的典范。周扬曾把“延安整风”和“五四运动”、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讨论”并列为“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我不否认延安整风在纠正王明错误路线方面的成绩,但近些年来,延安整风中“审干”的经过和一些冤案陆续透露,揭示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因此,有再评价的必要。本文就是想讨论延安整风和启蒙的关系。

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此后,在中央领导层进行了整风。1942年2月,毛泽东连续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演说;这标志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正式开始。

整风运动在起初,可以说是一种启蒙运动,因为它所反对的是以王明等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列宁组织的,中国共产党是它的一个支部。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把共产国际神圣化是中共党内流行的风气。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要使中国人从老八股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整风运动则是要使中国人从新八股新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解放出来”。“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同上,827页)

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者“言必称希腊”(实际上是“言必称国际”),说他们“把马列主义的个别词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可以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同上,820页)

毛泽东挖苦教条主义者说:

“ 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了。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吗,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 (笑声)”

这些批评都是对的。但是,毛泽东在正确地反对国际派的教条主义的同时却把矛头指向所有的知识分子,贬低书本知识。他不仅对王明等人,而且对所有知识分子都加以嘲笑。他说:“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毛选》3卷815页) 这些话就是要剥夺知识分子骄傲的资本。(其实“比较地最无知识”这个话是欠通的; 到底是“比较地无知识”还是“最无知识”呢?)

不但知识分子没有知识,而且书本知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毛说,学生学习书本知识是并不难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容易的; 相反,大师傅做饭倒要困难得多:

“要把柴米油盐酱醋等件合起来创造成吃的东西,这是并不容易的事情……火大了要焦,盐多了要发苦(笑声)。煮饭做菜真正是一门艺术。书本上的知识呢? 如果只是读死书,那么,只要你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的事呀!”

上面这段话(还有“教条比屎还没有用”的话),在建国后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中删去了。然而在当时,却是起了很大作用,给人印象深刻的。从那些笑声中可以想象,坐在台下的农民出身的党员干部是觉得毛泽东的挖苦是很痛快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鄙视,迎合了并加强了农民把知识分子看作异类的心理。

应当承认,毛泽东确实说中了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和缺点,值得知识分子认真对待。例如,知识分子不应该以为有了知识而自高自大,应当谦虚一些;他们应当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农村的情况;知识分子应当去掉对工农兵的轻视,了解他们,和他们交朋友:这都是对的。但是,这种关系应当是平等的,互动的:知识分子也可以给工农兵很多帮助;工农兵也应当欢迎知识分子,向他们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毛泽东却要看不起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低于工农兵一等(其实不止一等),使知识分子有一种自卑感,似乎有知识还不如没有知识。《圣经》故事说亚当和夏娃因为偷吃了知识之树的果实,从此被逐出乐园。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这种原罪。共产主义的乐园欢迎工农兵,不欢迎知识分子。

启蒙精神的活的载体是知识分子的群体;贬低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站到了启蒙精神的对立面。毛泽东以启蒙的名义抵制共产国际,同时却以“工农兵”的名义压制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他把“工农兵”“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神圣化了,而他就在这些名义下以自己的权威主义代替共产国际的权威主义,以自己的教条主义代替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

新的偶像和教条

启蒙运动是要把一切现成的事物带到理性法庭前,接受批判的审查。所以,启蒙精神就是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也为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和改造。青年马克思曾宣称,要“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的代表著作《资本论》的副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承认的理性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理性;他说,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批判的、革命的。恩格斯说,辩证法不承认任何神圣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权威,但反对迷信权威,反对权威主义。

尽管毛批评了追随斯大林的王明路线,可这并不意味着毛就没有继承斯大林的错误。毛宣称要以联共为榜样,要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毛一面批评别人的教条主义,一面又在宣扬教条主义。他提出在职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材料。他赞扬这本书“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毛选》3卷803页)

整风要反对的一个东西是党八股或洋八股,这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毛指出,不除去党八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毛泽东本人的文风确实是生动活泼的。在毛的影响下,报纸上的文章写得生动一些了,短一些了,但主要是形式上的,并没有自由探讨的精神,在内容上是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个“雷池”,就是党的文件、毛的指示、文章和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

毛泽东本人对这种态度做了示范。他在批评宗派主义时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给了我们这样的根据吗?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了我们这个根据吗?没有。”于是下结论:“所以,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根据”(同上,826页)。毛泽东说得如此振振有词,好像“根据”只能从马恩列斯的著作中去找,从中央文件中去找;好像如果这些著作和文件中没有讲过的东西,就都是错的,不可以做的。那么马恩列斯的话又是根据什么呢?中央文件又是根据什么呢?毛泽东这种论证方式,是教条主义的,是违反他本人提倡的“实事求是”态度的。

只要这种权威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存在,党八股就存在。毛在反对“言必称希腊(共产国际)”之后,却在实际上鼓励“言必称毛泽东”。1949年以后,随着对新闻出版的越来越严格的控制,随着政治运动的一个接一个的发动,人们变得越来越不敢讲话,生动活泼的精神受到窒息。报刊上的文章是千篇一律,党八股泛滥成灾。文革时期,这种党八股发展到最高峰,人们只会背语录了。

人们批判“个人崇拜”,其实在“个人崇拜”之前,先有“党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宣称,无产阶级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这就给无产阶级一种特殊的,高于其他阶级的地位。列宁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又给“党崇拜”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发挥了这个观念。党之所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一,是因为它代表最先进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第二,是因为它掌握了最先进最革命最科学的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毛选》3卷817页),因此科学的态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波普尔指出,凡是不能证伪的就不是科学;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毛泽东有这种思想,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曾相信他们的学说是科学,不是空想;但事实上是否如此,后人应当根据历史的发展进行独立的审查。在毛泽东说这些话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共产主义并没有实现,怎么能说是获得了实践的证明呢?即使证明,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学派,另一方面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垄断了真理。在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划等号,这种做法本身就违反科学精神。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成了真理的标准,合乎马克思主义就是合乎科学,违反马克思主义就是违反科学,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就是反科学。马克思说过他最喜欢的格言是“怀疑一切”*;毛泽东却不容对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在“科学”的名义下宣传教条。

*“怀疑一切”是十七世纪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所用的方法。“怀疑一切”并不是否定一切的意思,         而只是否定那些经不起怀疑的东西;对于经得起怀疑的东西则予以肯定。无论肯定或否定,都不是盲目的,            而是经过思考和审查的。怀疑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求真理。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这种最先进最革命的科学是有阶级性和实践性的。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教条主义者不懂中国的实际;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者则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而且受到阶级立场的局限:他们都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谁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呢?只有中国共产党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一派。领袖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只有他才有资格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他才是正统。由于精通马克思主义,他就“一通百通”,能够判断一切,裁定一切了。这就是毛泽东的“话语霸权”。

《文艺讲话》:“党文化”的纲领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在建国以后,文艺界每年都要对这篇文章的发表进行纪念;毛泽东的其他文章都没有受到这种方式的对待。它不能只看作是对文艺界的,而应该看作是对整个文化界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批评的作家言论,涉及下面三个主要问题:

一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二    文艺是反映阶级斗争,还是表现人性的问题;

三    今天的文艺作品应写光明,还是应写黑暗的问题。

对这 三个 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

一    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

二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不能去表现普遍的人性;

三    今天的文艺应写光明,歌颂工农兵。

这三条原则都是和启蒙精神对立的。

(一)文艺家应当关心政治,尤其在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他们的作品应该有抗日的政治内容;这是对的。但是毛泽东是把“文艺为政治服务”作为一个长期的、普遍的原则提出来的。这个观点来自列宁*。文艺要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呢?毛泽东说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人民大众的政治,实际上是共产党的政治。这种政治即使得到人民的拥护,也不能说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不可以讨论的,不受质疑的,不需要实践检验的。对政治问题和现实问题,文艺家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一定要和共产党完全一致。这个“从属”和“服务”的提法,取消了文艺的自由,取消了文艺对政治的批判功能,对现实的批判功能。这样一来,政治就可以对文艺家指手划脚,横加干涉:应当写这个,不应当写那个;应当这样写,不应当那样写。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把哲学当作神学的婢女,列宁和毛泽东则要求文学成为政治的婢女。鲁迅在承认他的作品是“遵命文学”时,大概没有想到作家会丧失精神的独立性,被迫去适应当权者的需要。

*参看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95年第三版的《列宁选集》(第一卷)根据胡乔木的意见把“文学”改成了“出版物”。这种修改有好的政治作用,但对这种修改是有不同意见的。由于此词原文的多义性,在有的地方这样改要好些;但在另一些地方,从上下文看,显然仍应该译作“文学”。即使译作“出版物”,文学作品也是出版物。胡乔木的意思是,“党的文学”的概念是错的,但它不是列宁的观点。我的意思是,“党的文学”是列宁的观点,但它仍然是错的。

(二)所谓“人性论”,本来是关于人性的理论,但在几十年中,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这个术语一直是当作贬义词来使用的,好像研究人性就是错误的,好象马克思主义就没有自己的人性论。毛泽东批驳“人性论”说:“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在否定抽象的人性的同时,把普遍的人性也否定了,又把具体的人性等同于阶级性*。某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的错误,并不在于他们承认普遍的人性,而在于他们把人性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并把某些本阶级的阶级性误认为普遍的人性。马克思说人的类特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就是普遍的人性。他又说人的现实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既然是“总和”,就不是只有阶级关系,而还有其他关系,如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等,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关系。如果只承认阶级性而抹杀其他,这种人仍然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抽象的人。说人性中没有超阶级的方面也是不对的;超阶级的爱情就是有的,超阶级的民族性也是有的。贾府的焦大固然不爱林妹妹,宝二爷和晴雯之间还是很缠绵的,而《雷雨》中的周家大少爷和小少爷都爱上了丫头四凤。苏联小说和电影《第四十一》也写了内战时期一个红军女战士爱上一个白军军官的故事。虽然这些都是文艺创作,但在现实中这一类的事情是存在的。这些爱情往往以以悲剧告终,但这并不表明共同的人性不存在,反而反映了人性与阶级性的矛盾和冲突。阿Q按阶级成分说应当是雇农,可鲁迅刻画的“阿Q精神”却代表一种普遍的国民性,并不限于某一个阶级。毛泽东说的“无产阶级的人性”包括“大公无私”“最有远见”等等,一切革命的美德无不具备。后来就出现了样板戏中的“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这是理想化的无产阶级,不是现实中的无产阶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阶级乃是人的异化;因此,即使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最终也是应当克服的东西,这样才能在更高阶段上实现“人性的复归”。只承认阶级性,把阶级对立绝对化,这就一方面否认了共同的人性,另一方面也否认了人的个性**。否认共同的人性的思想发展到文革开始时的《516通知》,就公然否认人人平等,宣称“无产阶级”和所谓的“资产阶级”之间没有平等可言,无产阶级就是要压迫资产阶级,从而掀起对“自由”、“平等”观念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如果五四运动是“人的觉醒”,整风运动就是“人的丧失”。

*“抽象的人性”是抹杀了具体的人的特点,脱离了人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而得出的,因此,它是和“具体的人性”相互对立的。“普遍的人性”中的“普遍”,则是一个辩证的概念,指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并包括特殊于自身之中的普遍性,亦即黑格尔说的“具体的普遍”。因此,普遍的人性即存在与具体的人性之中;不能用“具体的人性”来否认“普遍的人性”。

**下面的一段话出自1942年7月周扬的批判王实味的文章《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周扬文集》第一卷):“ 人性论者又常常以个性之热烈辩护者的而登场。解放个性曾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中心主题,起了它在反封建的思想革命上的巨大作用,但是现在却早已不是易卜生主义的时代了。在现在这个新的时代,解放个性的斗争,应当从属于解放民族,解放社会的斗争……尤其在我们共产主义者说来,个性应当从属于集体,最好的个性是应当集体性表现得最强的。……人性论者关于个性的观念却正是旧的个性,即是和集体性对立的个性的观念。”我在这里不能详细论述这个问题,只想指出:如果和集体对立的个性是旧的个性观念的话,那么,和个性相对立的集体性也是旧的集体性观念;这种集体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虚幻的集体”,也就是异化的集体。要提防少数人把自己的利益冒充为集体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周扬这篇文章是带总结性的。由此可见,对共产党不赞成个性解放的怀疑是有根据的,而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赞成个性解放的话是不能信以为真的——宣传而已。

(三)所谓“歌颂”还是“暴露”问题,其实质是允许不允许批评的问题,有没有言论自由的问题。毛清楚地表示,他是鼓励歌颂而不欢迎暴露(批评)的。

“对于人民,这个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该歌颂呢?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二者必居其一。”

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好像所有文艺家不是“资产阶级”的就是“无产阶级”的;那么有没有农民阶级的文艺家呢?有没有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呢?是不是对所有的作家都要进行阶级定性呢?好像作家不是歌颂就是暴露;那么有没有既歌颂又暴露的呢?有没有既不是歌颂又不是暴露的呢?其实,资产阶级作家也不一定歌颂资产阶级而不歌颂无产阶级。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就是批判资产阶级的。美国记者斯诺写了著名的《西行漫记》,那是歌颂中国共产党和边区的,可是毛泽东仍认为斯诺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

人民、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是应当歌颂的;可是他们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为什么就批评不得呢?马克思恩格斯说过,辩证法不承认任何神圣的东西,而毛泽东却把这些东西神圣化了。

其实,延安的那些作家并没有说共产党不好,新民主主义不好;否则,他们跑到边区来干什么?他们只不过对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某些制度上的缺陷提出了批评,认为革命队伍里不应该有这种东西。而在毛泽东看来,批评共产党的某些干部就是批评共产党,就是批评无产阶级,就是批评工农兵,就是批评人民大众,就是立场有问题。毛泽东一面贬低知识分子,贬到一文不值的地位;一面抬高“工农兵”和“人民大众”,抬高到实际上不容批评的地位。我说“实际上”,是因为毛泽东没有说人民大众不能批评;相反,他承认,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是需要批评的,甚至可以讽刺。但是他说,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他警告说:这种批评“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立场上去了。”有对敌人的讽刺,有对人民的讽刺,两者是不一样的。

怎样区别这两者?这话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却难以掌握。说是可以批评,可是左一个必须这样批评,右一个必须那样批评,使人感到要符合这种所谓正确的批评实在太为难,太冒险(谁不害怕“站在敌人立场上”的罪名呢),还不如不批评的好。今天我们来看王实味和丁玲的杂文,都感到他们是抱着满腔热情来写批评文字的,但他们的遭遇是什么呢?

驯服知识分子

整风运动的最初目的本来是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可是不久,毛泽东就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出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他说,“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这就开创了用阶级斗争方法来统一思想的先例,要用所谓的“无产阶级思想”来消灭一切所谓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曾批判国民党“一个主义”的论调,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内部还各有各的主义。”(《毛选》2卷,687页);现在在边区,他却只允许“一个主义”了,而且这个主义的解释权,还是属于他的。所以,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搞思想斗争,提出“兴无灭资”这种左的口号,这个思想早在延安时期就有了。

为什么不能容忍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存在呢?毛说: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这个话说得很重,却是完全错误的,完全违背了毛本人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

当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是什么呢?  按照毛泽东的分析,他们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他们中间,许多人已经是汉奸,许多人已经是亲日派,许多人是准备作亲日派,许多人在动摇中”。“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毛选》2卷396页) 毛把问题说得如此严重,竟然把接受知识分子的意见同投降日本联系起来,可见是绝无妥协之理了。

毛凭什么认为这些为了抗日而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是要投降日本呢?  他们究竟宣传了一些什么样的主张,要来“改造”共产党呢? 就以毛在讲话中批评的那些言论看,哪怕都是错的,也提不到这样的高度。即使王实味的言论,也看不出有什么恶意。如果说他们要“改造”党,在某种意义上也不错,他们是希望党变得民主一些,不正之风少一些。这就会亡党?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批评许多知识分子对工农兵没有感情,“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他们“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需要彻底改造。知识分子必须使自己的心理改变到承认自己不干净,工人农民最干净,这才叫“立足点的变化”,或者立场的转变。

这些知识分子头脑里究竟装着一些什么样的“剥削阶级的脏东西”,为毛泽东如此深恶痛绝呢?拿受到重点批判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来说,前者不过是对在延安的妇女的艰难处境鸣不平(婚姻的负担,男性舆论的压力);后者不过是批评有些干部对下级漠不关心,缺乏同志之爱,官僚主义,不愿听一些新来的学生出身的青年的批评,以及等级制度等。党组织本应该认真听取这些意见,这有助于改善外来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农民出身的老干部之间的关系。退一步说,即使有不对的地方,又有什么大不了呢?他们敢提意见,这正是他们的可贵之处;为何要大张挞伐呢?

我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缺点,不需要改造。他们头脑里也确实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但对资产阶级思想也要分析,不能一概否定。毛本人也曾说过,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是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应该吸收(《毛选》二卷,707页)。但在这里,毛泽东又主张所有资产阶级思想都在消灭之列了。毛对知识分子最不满,最讨厌的东西,说穿了,正是知识分子身上最可贵的东西——是他们所继承的五四传统,启蒙精神;是他们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理念;是他们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批判的思维方式。这种思想确实来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但它们并不“脏”,反而比农民的思想进步。正因为有了这种思想,他们就喜欢批评,有自己的看法,或者用毛的话来说,“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肯盲从,不肯老老实实地当驯服工具。毛泽东需要的启蒙,只是“启”共产国际之“蒙”;一旦知识分子显示自己的启蒙精神,批评延安生活的不合理方面时,他就把矛头对着知识分子了。

毛对付知识分子的一个办法就是给他们插上“小资产阶级”的标签。这样,他们的一切思想就无不打上“小资产阶级”的烙印。小资产阶级属于非无产阶级,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都是错误的。知识分子不能相信自己,而要相信无产阶级;不能依靠自己,而要依靠党。他们必须用所谓“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消灭自己的启蒙思想,抛弃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思想独立,贬低自我,否定自我,放弃自我,作党的驯服工具,这才能使自己的立场转变过来,才有希望在革命的阵营中得到新生。这种炼狱的磨炼要多久呢?毛泽东当时说“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毛选》3卷857页);后来证明这远远不够,要改造一辈子。在经过十几年的改造后,许多在延安时期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但没有变成无产阶级,反而被定性为“资产阶级”了。

人们有时感到奇怪:毛泽东本来是以反左起家的,为什么自己后来变得那样左呢?其实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一面反对王明的左,一面推行自己的左。这在《文艺讲话》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

自由、平等、民主、科学、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批判的精神、独立的人格,所有这些都是启蒙运动所张扬的东西,现在统统被自称继承了五四精神的毛泽东所阉割了。这既不是抗日的需要也不是革命的需要,只是党的独裁的需要*。

*毛并不避讳“独裁”这个字眼。他在回答“你们独裁”的指责时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见《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种新文化是“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从字面上看,这些都很好。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科学的”意味着以马列主义教条为标准;“民族的”意味着排斥西方文化(即“资产阶级思想”);“大众的”就是适应“工农兵”需要的(贬低精英文化的)。值得注意的是,张闻天曾建议加上“民主的”,被毛泽东否定了。这种文化,我想可以确切地称之为“党文化”。我不知道是谁提出这个概念,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它的指导原则中有列宁主义的东西,有斯大林主义的东西,也有毛的带中国特色的发明。它的群众基础则是是农民。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在延安和这种“党文化”相撞而被压倒了。

“审干”的恐怖和王实味的悲剧        

要驯服知识分子这个不够听话的群体,毛泽东并不是仅仅靠宣传或所谓“教育”,而且靠高压,靠迫害,靠恐怖手段。

上面说到延安整风期间被推荐为学习材料的《联共党史》“结束语”,其中的第四条这样说: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就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间,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间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

这是斯大林用残酷手段肃清异己的理论辩护和经验总结。一部《联共党史》,除了讲列宁,就是讲斯大林如何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暗藏的敌人”作斗争并消灭他们的历史。毛泽东也是这样做的。他批判王明的左的组织路线,可是他自己也继承了斯大林的左的所谓“党内斗争”路线。看到上面这些语言,人们会很自然地想起“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不就是被诬陷为组织了“资产阶级司令部”,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而置于死地的吗?其实,这是毛的一贯做法。

早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就表现出对采取恐怖手段的兴趣。他说,“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绝不能打倒绅权。”(《毛选》第一卷17页,黑体字是引者做的)此后毛一直奉行这个原则。在江西苏区整肃所谓AB团时的骇人听闻的血腥大清洗,就是这样做的*。后来毛承认杀错了人,因此在延安审干时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也是因为延安不像封闭的江西苏区,常有中外客人来访参观,杀人捕人的事多了,会严重破坏中共的形象。但毛仍要搞大规模的恐怖手段。

* 1930年到1931年,毛在赣西南搞肃清“AB团”的运动,杀害了一大批无辜的革命者。红一方面军四万多人中就杀了几十个团长,打出四千四百多AB团分子。红二十军干部,从军长,政治委员到副排长以上干部,共七百多人,都被当作AB团关押,先后处死。红二十军番号取消,战士被编入红七军。一支英勇善战的红军队伍,就这样全军覆灭了! 地方的情况更糟。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B团分子。永新县被错杀的约1890人。遇害的还有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等人。

在这方面,毛找到了一个得力的助手,就是康生。康生是1937年和王明一起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他们在苏联已经熟悉和应用了斯大林的肃反的一套恐怖政策迫害无辜的同志。康生很快倒向毛泽东,被委任为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后来又兼任整风运动的总学委副主任(主任毛泽东)。这样他就掌握了对党内干部生杀予夺的大权,他就有机会把斯大林搞“肃反”的一套阴谋诡计施展出来,并和毛泽东在江西苏区的土办法很容易地结合起来了。毛在江西苏区任用了一个杀人魔王李韶九,在延安又任用迫害狂康生。这不是象许多人相信的那样是毛用错了人;相反,这正是他的聪明处。事后毛轻描淡写地承认杀错了人或整错了人,但党史著作却都着重讲李韶九和康生的罪责,而无论是李韶九还是康生都没有受到毛泽东的惩处或批评。

毛在整风报告中批评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提倡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种做法被大肆宣传为毛泽东的贡献。的确,在整风中,在解决党内高层领导人如王明的问题时,还可以说毛泽东大体是这样做的,没有整得太过份。这倒不是毛泽东宽容或大度,而是因为“国际派”的后面站着斯大林,毛泽东不能没有顾忌*。但到了要对付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时候,就没有这样客气了。

*其实毛对王明的批评,也不是那么实事求是的。他说王明在抗战初期犯了投降主义的错误,对国民党要团结不要斗争,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应声虫,是假马列主义;说机会主义如不改正错误,有走向敌人的危险:这都是过分的。与其说王明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不如说他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应声虫。说王明是“迁就主义”是可以的;说是“投降主义”就太重。至于对周恩来的批评,更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

毛对这一点作了解释。他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是不能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至于用来对付敌人却是“完全必要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如果我们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他们的奸计。”(《毛选》3卷835页,黑体字是引者做的)

所以,毛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丝毫也不妨碍他采用高压手段对付他的对手,只要给对手戴上一顶“敌人”的帽子就可以了。值得注意的是毛在这里还提出“敌对思想”,那就是要治“思想罪”。

思想怎样会犯罪呢?毛不是说过吗:“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态度”(同上,828页)。这些原则后来就发展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但无论是四十年代还是五十年代,毛都是采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对待不同思想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问题就在这个原则是有条件的:你必须“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这里事先肯定了你是错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错,要为自己辩护,那就是“不可救药”了,治病救人的原则对你就不适用了。而一旦把你看作是敌人,你就更不能申辩了。只有坦白交代,争取宽大。总之,这里的原则是“有罪推定”,是没有人权保障的。

在延安的知识分子的批评言论,本来是响应整风的号召而发表的。

在把党内高干关于历史问题的学习推向全党,变为整顿三风的学习时,毛的初衷本是趁热打铁,借助群众的力量来揭发党的高中两级干部中的问题,克服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统一全党思想,建立一元化的领导。在发动群众提意见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显得最活跃,他们的矛头固然是对着领导干部,其批评内容却广泛得多。青委的墙报《轻骑队》和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还有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第四版,都出现了一些尖锐批评老干部的杂文,内容包括弃旧娶新、生活待遇搞等级制度等问题。当然最受注意的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尤其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据康生说,中央研究院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赞成《野百合花》这篇文章(参看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360页)。显然,王实味讲出了许多新来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这当中,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整风动员大会,院领导罗迈(李维汉)讲话,提出:检查要同时着重领导作风和个人思想两个方面;院长、秘书和各主任是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墙报文章要署名等。王实味带头反对这些意见,主张整风应该着重整领导人,全部委员都应由选举产生,墙报文章可以匿名。经过长时间的辩论,罗迈的意见被大会以八十四票对二十八票的绝对多数否决了。接着,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创刊,王实味连发三篇,指名批评罗迈。来看墙报的人川流不息,王实味一时成为明星。

对这些批评,可以有不同看法,但应当说,这些现象反映了新来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在大批知识分子涌入延安之前,这种情况是没有发生过的。这些问题本来应当受到党的领导的重视,妥善加以解决的,特别是因为整风的一个目的就是反对宗派主义,解决新干部和老干部的关系问题。不幸的是,王实味等人的活跃,被有些高级领导人看成是“目无领导”,看成是“挖苦讽刺”,他们在毛泽东面前发泄怨气了。

值得注意的是,对丁玲和王实味文章最早的批评来自农民出身的将军王震和贺龙。三月下旬,王震来看了墙报上王实味的文章后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483页)贺龙说:“丁玲,你是我老乡啊,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胡乔木回忆毛泽东》,55页)

毛泽东很注意这件事,说“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了问题”(同上,56页)。3月31日,他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表示:我们的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当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主义,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4月上旬,在听到中央研究院领导人对院内墙报一些激烈的批评意见以后,毛泽东专门到中央研究院等单位看墙报,说了一句:“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解放日报》出现了一些批评王实味的文章。

到了中旬,康生在政治局汇报了国民党特务称赞《轻骑队》的情况。有的领导人趁机讲特务分子正利用党内的整风进行活动,故意夸大缺点错误,反对领导,并写文章、出墙报、进行“小广播”,鼓动不坚定的党员进行反党。听完汇报后,毛泽东虽仍然强调整风是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王实味只是个别的比较严重的问题,但又表示:要对干部进行审查,发现和清除反革命分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200页)5月下旬至6月上旬,在康生的插手下,中央研究院的会议给王实味戴上了“托派”的帽子。接着毛泽东在6月19日的一次会上,肯定了王实味是托派,并提出,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发现的坏人,即托派、国特、敌特三种坏人。这样,思想问题就和政治问题混在一起,政治问题又和敌我问题混在一起。

促使毛态度转变的因素,除了党内许多高层干部的怨气越来越大以外,就是敌情严重,蒋介石正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外部进攻和内部破坏同时并举。5月份以来,国民党报刊利用王实味事件及《轻骑队》等的言论大肆宣传,这肯定引起毛的恼怒。这样一来,当然给那些受到冲击的单位领导和老干部一个机会,向那些目无领导,好提意见的知识分子算后账。这样,斗争对象就倒过来转移到那些批评者身上了(参看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38—142页)。

从此开始了对王实味的一连串批判和迫害。到10月,搞出了一个“反党五人集团”,王实味变成了这个集团的头目;他还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中央研究院党委做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

处理王实味问题的同时,党中央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以“审干”为名的政治大迫害。不仅要反对非无产阶级思想,而且要清查特务。1942年11月,毛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这当然是以白区来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对象。本来整风运动一个目标是反对宗派主义,可是这种做法恰恰是最大的宗派主义,是对外来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的歧视和不信任。

1942年12月,康生以总学委副主任的身份作《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耸人听闻地声称延安“特务如麻”。

1943年4月1日,康生亲自圈定名单,指令抓人,一夜就逮捕了二百六十多人。

两天后,党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除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外,还要“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说,“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

7月11日,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要求加紧对反革命分子的清查。15日,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于是审干运动又发展成“抢救失足者运动”。

《解放日报》和新华社,起初没有搞出什么“特务”,受到康生严厉批评。后来采用逼供信的办法,在两个单位的一百几十人中,被逼承认是“特务”的占百分之七十左右(温济泽:《征鸿片羽集》,  776页)。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挖出一百七十个“特务”。中央秘书处六十余人,挖出了十几个“特务”。西北公学总人数为三百九十人,清出了二百零八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共有三、四百人,被“抢救”的达百余人。

据胡绩伟回忆,他所在的边区群众报社,算是搞得比较文明的,可是气氛也很紧张。“每天开斗争大会时,陕北干部的总支书记一上场,就把手枪摆在桌子上作为威慑力量”,还动不动把人吊在房梁上。报社四五十个外来知识分子中,没有被当特务斗争的,只有两个人。(胡绩伟 :《青春岁月》,226—227页)

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胡乔木回忆毛泽东》278页) 。 在审干中还采用了恐吓和刑讯的办法。许多人承受不起那种强大的精神压力和肉体折磨而自杀,仅延安一地自杀而死的就达五六十人。 从1943年底到1944年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清理出的“特务”多达一万五千多人。

驻在延安的共产国际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描写当时的气氛说:

“延安的形势令人沮丧。最近的事态发展,使人们不敢与朋友往来,避免在公事以外进行接触,彼此之间互不信任。人们露出紧张和恐惧的神情。人们都无意维护真理和保护被诬陷的同志,也无意听取对这个或那个问题的解释。人人都为保命而斗争。不用说,好多坏蛋倒玩弄‘忠于毛’的一套而爬上去了。”“人们不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引用毛主席的讲话和文章。”(《延安日记》165—166页)

在此之前,延安的政治气氛还是比较宽松活泼的。毛泽东虽是公认的领袖,得到大家的拥护和爱戴,但人们也可以议论他、批评他,从他的讲话,决策用人到恋爱婚姻。例如,毛说的“工人农民最干净”,就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嘲笑(参看胡绩伟:《青春岁月》,218页)。从审干以后,大家变得谨小慎微了,个人崇拜滋长了。

1943年1月,王实味被捕。

就在七大期间,毛谈到王实味时还说:“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 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出来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142-143页)

毛把王实味的言论看作是向共产党的挑战,向他的权威的挑战。王实味并没有批评工农兵,不过是发表了几篇批评时弊的文章,受到欢迎,就被说成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是“称王称霸”的“总司令”,把共产党打败了,于是共产党“好好整风”——肃清反革命。

丁玲算是幸运的,有毛泽东保她;桀骜不驯的王实味就吃苦了。他受折磨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在被逮捕几个月之后,王实味不止一次地被带出来见一些中外记者。他反复说,“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我应当被枪毙一千次。但毛主席宽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他让我工作。我勤奋地工作,这才了解到劳工神圣的伟大。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他还驳斥了外界的谣言,说他不但没有被迫害致死,而且生活得很好。

一个记者这样描写:“一个脸色呈死灰色的青年,让丁玲带着,出来背书似地向记者们痛骂自己。”另一个记者写道:“我在他几乎毫无表情的脸上唯一察觉到的情绪是恐惧。”(戴晴:《梁漱溟 王实味 储安平》,99页)

毛泽东是胜利者:王实味的精神崩溃了!

1947年春,在行军的路上,王实味被杀,时年41岁。

同样是镇压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什么国民党总是失败(如1935年的一二·九和1945年的一二·一),而共产党能够成功呢?这是因为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基本政治口号(抗战时期的“抗日”“民主”,抗战结束后的“反内战”“反独裁”)是认同的,而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的。既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把救国救民的希望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既然他们把共产党的敌人看作是自己的敌人,那么共产党提出要肃清反革命,他们怎能反对呢?谁能说边区没有特务呢?他们至多只能在清理到自己头上时,尽力为自己的清白辩护,如此而已。国民党对付学生用的是一套笨办法:水龙、警棍、枪口、监狱;越是这样,越是遭到反抗。学生是作为一个群体反对国民党的,他们遭迫害是光荣的,是受到舆论赞扬的英雄行为。在边区的审干运动中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是作为个人接受审查的,他们不能反抗,而是要竭力证明自己对共产党的忠诚。共产党可以批评他们和党不是一条心,他们却不能指摘共产党不相信知识分子。要他们从整体上批评审干运动,认为这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不应该把清理思想和清理敌人这两件事混在一起(用后来的话说,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应该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肃反,这是过高的要求,做不到的。这样,从一开始,他们在精神上就处于劣势。

那些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离开了重庆昆明等国民党统治的城市,来到了延安这个偏远的,共产党统治的农村地区时,他们遭遇的是一个有严密的组织,有军队,又掌握了边区的政权的党,而且这个党还有对知识分子极具吸引力的崇高理想和一套完备的革命理论。这样,共产党的力量就不是自由知识分子所能抗衡的。他们的一切,从生活到工作,都要依赖共产党,因此首先他们在经济上就失去了独立性。这是一个一元化的社会,共产党的控制无所不在。在重庆,还多少有一个弱势的“市民社会”,有一些多元化的文化和报纸、杂志。如果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可以诉诸舆论,可以找朋友帮助,呼吁,总会有人同情他们,为他们讲话。到延安后,这一切都没有了。报纸不会登他们的辩护;没有人会出来帮他们讲公道话。延安倒有一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但那是共产党领导的,正是这个团体全体一致地决定开除了王实味的会籍,所以找他们是没有用的。这样,受迫害者只能以孤立的个人资格面对着一个强大的威权的党。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精英,大部分加入了共产党;还没有入党的人,则正积极地争取入党。既然共产党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党,他们就必须听从党的指示。开起会来,他们只会按照上级定的调子来讲话。上级说王实味是错的,他就一定是错的;上级领导说王实味是托派,他就一定是托派;领导说要批判王实味,他们就一定群起而攻之。也许有极少数的人敢出来为王实味说话,但很难得到响应,而这种人一定会受到打击。萧军就是一个例子,由于不同意对王实味的做法,最后不让他吃公粮。

知识分子的失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面对的是毛泽东这样一个“卡里斯马”(charisma)型的领袖人物。他有谋略,有手腕,有传奇性的革命经历和丰功伟绩,有一套理论,有个人魅力,写起文章来有文采,讲起话来有风趣。虽然那时他还没有被神化,但他的个人威望正如日东升,无论工农兵还是知识分子都为之倾倒。对他的指示,学习还来不及,哪里谈得上质疑呢?知识分子的那一点启蒙精神,在这里不够用了,何况毛泽东还打着启蒙的旗帜呢?

农民运动和民主革命

毛泽东说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的情况,带上中国的特点;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改造得适合中国的农民运动。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批判地继承了启蒙运动的,但这种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却变得敌视启蒙精神了。这是启蒙运动失败的深层原因。

近代中国历史上有两股要求变革的力量,一是农民运动,一是民主革命运动。启蒙运动就是民主革命的思想准备。这个运动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新兴的社会势力,但他们的力量是相对弱小的。

中国共产党是一批激进的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在起初,党用较多的力量来做工会工作,搞工人运动。这很自然,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并不大。中国是农业国,农民中蕴藏的要求变革的力量要大得多。共产党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对农民运动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认识,与农民阶级建立什么关系,在党内本是有不同认识的。陈独秀一方面承认农民是伟大的势力,另一方面又对农民的落后意识深表忧虑。1926年,在北伐的胜利进军中,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毛泽东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当时的农民运动给予无保留的赞美和支持。这个报告获得了当时任共产国际主席的布哈林的赞赏。1927年的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部队被迫转移到农村,与农民武装汇合或打游击。秋收起义失败的部队则上了井岗山。农村根据地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莫斯科的重视,但他们仍多少把这看作是城市工人起义的一种辅助手段。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江西苏区根据地。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从此共产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农村,党把武装斗争作为主要斗争形式,而农民成为革命的主力军。

与农民结合极大地增强了共产党的力量,从此弱小的工人阶级有了一个强大的声称代表他们的共产党。但这种与农民的关系又使党的阶级属性成了问题。毛泽东说这是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不错,但同时农村也包围了共产党,把党和城市隔离开了,而脱离了城市,就是脱离了工人阶级。这期间,党员中的农民成分大大增加。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战员也大多数是穿上了军装的农民。党内的农村作风、农民习气、农民意识大为泛滥。共产党更象是个农民党了。

 

毛泽东本人出生于农民家庭。虽然也是学生出身,但只上过师范学校。青年时期的毛在湖南本来也可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活跃分子,但他在五四运动那一年去北京时却发现自己在那些大知识分子面前只是一个无名小卒,每月工资八块大洋,甚至算不得一个知识分子: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斯诺:《西行漫记》,127页)

在搞农民运动时,毛觉得自己在气质上、心理上、习惯上、思想上,都和农民更亲近。他叙述自己的感情变化经过说:过去,他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相互熟悉了。这时,他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许多党的初期领导人到莫斯科的中山大学留过学,还有不少人留学欧洲,在他们面前,毛只能算一个土包子了。特别是从苏联回来的“国际派”的人排挤他,嘲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更是对毛的刺激。毛到延安后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是发愤。但毛从此有了一种“仇知识分子情结”。

在土地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说是“工农干部”,其实工人很少,产业工人更少,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其中大部分加入了军队。这些人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复杂的排斥心理,既觉得知识分子脱离实际,不会种田打仗,又由于自己在文化上不如他们而感到自卑,怕知识分子抢了他们的地位。直到1939年毛泽东起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时,还指出:“许多军队中 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 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毛选》2卷618页)

毛本人虽然知道革命不能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但他也不喜欢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批评适应了占党内大多数的农民出身的党员的心理。他们对这些从城市来的人没有亲切感。

毛泽东对中国农民运动做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毛选》2卷619页)。在共产党出现之后,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毛选》2卷638页)。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毛选》3卷1078页)。“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毛选》2卷600页)。

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说法,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革命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在另一篇文章《青年运动的方向》中,他把义和团运动也算了进去),所有这些,都是“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而斗争”(《毛选》二卷,666—667页)。

鸦片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是不错的,但这场战争的目的并不是反对封建势力,而且也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因此说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或准备是没有根据的。至于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样的纯粹农民运动,也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沾不上边。毛的理由是:“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绝大多数要求“耕者有其田”,而“耕者有其田”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毛选》3卷1074—1075页)。分到土地,这是农民的要求,是历次农民战争的口号。资产阶级支持农民这个要求,是因为把土地从封建阶级手里转到农民手里,使农民获得解放,这对发展工业,发展资本主义是有利的。但分到土地,农民就满足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并不是农民的理想,而是市民阶级的要求。把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混为一谈,这是根本错误的。

农民是最大的民主派,列宁也讲过,但这是错的;斯大林说的要正确一些,他说农民是皇权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曾热烈注视过太平天国的发展,并期待这个运动能在古老的中华帝国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马恩全集》第7卷264—265页)。但后来他们失望了,批评这些人不过是想“改朝换代”,“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马恩全集》第15卷545页))

不仅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不能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使是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土地革命,也不能说是这种革命。

改革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这和历史上农民运动的要求没有什么区别。消灭了地主也不等于消灭了封建主义。这仍然是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而这种生产方式,恰恰是封建主义的温床。

姜义华教授指出:

“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运动的一个现行运动。它的基本任务,就是使全体国民从传统的小农文明桎梏下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现代文明品格与素养的人。”在启蒙运动和农民运动相遇时,“启蒙运动自然就会发现,在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掠夺、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方面,他们确实是同一战壕的战友;在变小生产为现代文明方面,他们的价值取向与行动实践却大相径庭。启蒙运动所希望改变的,却往往是正是农民运动所坚持的;启蒙运动所希望达到的,却往往正是农民运动所希望去除的。”(《论农民运动与启蒙运动在现代中国的拮抗与对流》,收入《五四与现代中国——五四新论》)

启蒙运动所追求的现代化,在经济上说是工业化的大生产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是宪政民主和法治,在思想上是建筑在个人自由、平等和人权基础上的价值观念。而农民的企求是一个好皇帝,一个贤明的领袖,分给他们土地,过一种安稳太平的生活,实现“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梦想。至于那些参加了共产党和军队的干部,则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有一种强烈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这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没有本质的区别。

马克思对农民有这样的分析:由于各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孤立的,缺乏社会交往,不能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这段话是马克思在《路易· 波拿巴政变记》中说的。马克思认为:路易· 波拿巴是法国人数最多的阶级——小农的代表。作为拿破仑的侄子,他正是利用了农民渴望主宰的心态,利用农民对“拿破仑”这个名字的迷信,得以复辟帝制,以“拿破仑三世”的称号登基。

和毛泽东的观点相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是落后的阶级,因为农民是小生产者,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共产党宣言》说;在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而其余的阶级都随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包括农民在内的中间等级,都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现有地位而同资产阶级斗争,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中国的农民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他们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农民的立场;相反,是“无产阶级”(共产党)转入农民阶级的队伍,站到了农民阶级的立场。

延安整风模式

我们拿延安整风和审干的一些做法和建国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做比较,就会发现惊人的相似。这里有一个行为模式:

(一) 开始阶段,是中央表示要整风,要反对左的教条主义,要改正工作中的一些偏向或作风上的某些缺点,号召大家大胆提批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

(二) 大家纷纷展开批评,形成热潮,平时没有机会讲或不敢讲的话都说出来了。其中有些不中听的意见触恼了领导人,但不急于反驳,一面观察形势,让对方充分暴露,一面寻找机会,准备反击。

(三)  突然来一个急转弯,声称整风受到了干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进攻,或者是敌人利用这个机会来破坏。思想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变成敌我问题。反教条主义变成了反自由主义或修正主义,纠左变为反右,整风变成肃反。

我们试来看看:1957年2月,毛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这本来是反左。以后党中央决定整风,号召党外人士提意见。后来却突然转为“反右派斗争”。斗争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而他们不过是要求更多的民主和自由。出来打头阵的是工农:“我们工人阶级决不答应!”“贫下中农的肺都气炸了!”最后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大批人被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

毛泽东在1957年的那次讲话中强调,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延安整风就是这样做的。不错,包括毛后来提出的“阳谋”,不也是延安整风期间的“审干”的翻版吗?

1959年的庐山会议,开始是和风细雨地纠左;彭德怀的意见书一出来,马上转为狂风暴雨的反右倾。

1962年初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号召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刘少奇也讲了几句真话。当时似乎没有什么。但这一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第二年毛泽东提出在农村搞“四清”,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年底又作出文艺问题的批示,让文艺界进行整风。接着又在外事、哲学、电影、戏剧、历史学各方面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批判运动,一直发展为文化大革命*。

*作者认为毛泽东是从“七千人大会”开始有了除掉刘少奇和发动文革的动机的。关于这个问题,请参看我的《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10月号)。

在“文革”期间,除了斗“走资派”,就是整知识分子: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反革命修正主义”;批“文艺黑线”、“教育黑线”;让工宣队和军宣队领导学校;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搞“五七干校”;知识分子变成“臭老九”。1972年,本来是“批林整风”,反极左;后来就转为“评法批儒”,批右。1974年毛批评了几句“四人帮”,好像又要纠左,但不久就变成“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小平。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三段式”呢?

原来,毛泽东在开始时要整顿党风,纠正错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要发动广大党员或群众来讨论,来批评,——所谓“发扬民主”。在起初,党员和群众是不大敢讲话的,为了鼓励他们,就要提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原则,以表示自己的真诚,例如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啦,什么“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啦,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不怕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方法”啦,什么“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让群众讲话,天塌不下来”啦……。但实际上毛泽东所谓的“民主”,不过是一种手段——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的手段。每次这种运动,目标都是特定的、有限的,可是不能明说。这样一来,群众批评的范围往往超过毛泽所能允许的限度,于是警惕性来了,要“引蛇出洞”了。一旦抓住机会,马上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强调“集中”,展开“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

延安整风开创了依靠群众运动来进行思想斗争和“肃反”的先例。毛泽东在1943年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一种工作方法,这是可以的;但用来代替民主制度的“多数决定”原则,则是不可以的。实际上,这就是毛对“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也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按照这种理解,“民主”只是让群众发表意见而已,而且这种发表意见,也是在党的指导下进行的;至于对群众的意见采纳与否,采纳哪种意见,这是党的权力。群众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他们的意见也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必须由党来进行选择与判别,才能作出决定,这就是“集中”(“从群众中来”);然后要教育群众,把党的意见“化为群众的意见”,用党的决定来统一思想,这就是“指导”(“到群众中去”)。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而这个领导骨干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无限忠心”。这样就可以“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当然属于“落后分子”,或甚至是“斗争对象”。这里预先假定了党总是比群众高明,党总是正确的。如果倾听下面的意见就是“民主”,那么这是一种家长式的民主;封建时代的皇帝也能作到,甚至做得更好(唐太宗不就是“从谏如流”吗?)。不同的只是一个是让大臣发表意见,一个是让群众发表意见;一个是“君主”,一个是“党主”。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中自然会有人看党的眼色讲话,争取当“积极分子”;他们的意见也会被采纳,而在形式上,还好像是党接受了“群众的要求”。在这里是没有制约党的机制的。党如果作出了错误的决定,或者党的决定并不符合群众的心愿,也能在群众中贯彻执行;而群众中的不同意见则因为受到强大的压力而难于发表,因此党的错误就很难纠正。毛在延安整风中的“审干运动”是完全错误的,但它仍能顺利无阻地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进行。当时党报上的文章,群众会议上的发言,形式上是每个人发表自己的意见,实际上不过是重复党的指示而已。说是“群众运动”,实际上是“运动群众”。用这种方法,“民意”是可以“制造”出来的(毛本人说过“造舆论”),并造成一种声势。建国后的历次运动,无不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出现的。一个接一个的这种运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盲目跟随者,摧毁了人们的独立思考精神。这也是毛泽东能够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等等,一直到“文革”,所有这些都和延安整风一脉相承。由此可见,把文革说成是五四传统的继承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文革宣传迷信,提倡愚昧,搞暴民政治,完全是反科学,反文化,反理性,反启蒙。这都是五四精神的反动,是延安整风的恶性发展。

延安整风是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预演。一次又一次的压制、摧残、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精英备受蹂躏,中华民族的生机摧残殆尽。直到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才有了转机。1978年批“两个凡是”,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标志着启蒙精神的复苏。但道路仍有曲折。1979年初的“理论务虚会议”,起初开得生动活泼,会上发言不乏真知灼见。但党中央认为一些知识分子走得太远了,超过了他们允许的限度,于是刹车,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四个凡是。

1983年10月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的决定本来是“整党”,要解决党风问题和组织问题,但会后很快就变为“清除精神污染”,批人道主义,批异化理论,把矛头转向知识分子。

可见,即使在后毛泽东时代,也可以看到延安整风的余绪。一般说来,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整人没有过去那样厉害了,但到六四时又开了枪;此后,毛时代的政治运动的一套做法有时还在重演。

我们今天需要一个新的觉悟,新的启蒙运动。这是因为五四运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我们今天又需要启“党文化”之蒙。我认为,对“党文化”的影响不能低估。首先知识分子应当进行反思,重新对我们在多年中受到的教育进行批判的审查,从左的精神桎梏下彻底解放出来,恢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独立思考精神。不解决这个问题,国民素质得不到改造,人的现代化不能实现,中国也无法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在跨进新千年的门槛时,我们仍要举起启蒙的火炬,把本世纪未走完的路继续走下去!

2000年12月

2001年5月修改

本文是作者提交国际学术会议“中国和东欧知识分子如何应付21世纪的挑战”

(香港,2000年12月14日—15日)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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